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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識資料

(清華大學)NGO的文化之本與制度之源

??訪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

  《中國科學報》:NGO作為一種民間的、獨立運作的社會組織形態,其產生有著怎樣的社會文化背景?NGO興起的歷史淵源何在?

  賈西津:對于中國而言,NGO是一個外來概念。在西方,NGO的出現源于兩種傳統。其一,源自于英國的互助傳統。12世紀英國就有很多互助社和志愿組織,在英國和歐洲早期“自發式”的城市化過程中,在教育、消防、交通等各種城市公共事務領域,社會有強烈的生活互助需求,于是出現了非常活躍的志愿性互助組織,以共同處理公共事務。

  其二,是與慈善組織密切相關的基督教傳統。對于基督教而言,它自身本來就有愛人、行善的宗教慈善行為。在這些行為的世俗化過程中,慈善逐漸演變為獨立于宗教的專門領域,其精神傳統源于基督教。

  與這兩種傳統相對應,也恰好出現了互益組織和公益組織兩種不同類型的NGO。

  中國古代的社會組織中,比較發達而活躍的是諸如詩社、畫社、會社等互娛性民間組織,具有較強的文化色彩。另外,佛教傳入中國后也出現了宗教慈善,但是并沒有像西方的基督教一樣,在世俗化過程中形成制度化的專門獨立機構,而是始終關涉佛教自身的發展。

  《中國科學報》:是不是可以理解為,NGO的志愿精神需要與特定的社會制度結構相配套?比如公民社會的形成。

  賈西津:所謂的“公民社會”這一概念,最早是在公元前一世紀亞里士多德使用的,指的就是一個人們共同治理、民主化的城邦社會中政治共同體的生活。所以,公民社會的含義原本就是一個自發、自治的社會形態。

  只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,政府力量越來越強大,公民社會似乎逐漸退縮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比如到18、19世紀,“公民社會”被用來指國家統治之外的自治空間;20世紀80年代開始,“公民社會”又往往用來形容政府、企業之外的“第三部門”、“第三域”。

  追溯到“公民社會”的精神本源,其實就是一種自治性的生活,在此意義上,整個民主化的政府、市場經濟等都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。只是,現在的政府和企業力量變得非常強大,于是人們更多用“公民社會”來強調生活化的自治領域。

  古代中國的傳統社會自治,更多是指皇權以外的民間生活領域,并不體現社會自治相對于統治權威的獨立性。在中國的現代社會中,我們正走向不再有外在絕對皇權的“公民社會”的治理,但因為缺少相應的經歷和文化,公民如何實現自治是中國面臨的挑戰。

  《中國科學報》:有人認為,中國的社會文化中缺乏公共關懷意識是我們面臨的挑戰之一。您怎么看?

  賈西津:“公共”也是一個外來詞。“公共”與“公民社會”、NGO是在同一個文化中緊密相關的概念。應當注意,“公共”和“私”是同向的概念,只有在私權社會中才存在公共的概念,所謂“公共”其實是私權的共同領域。公共領域的目標,是為了推動和促進一個平等的、每個人都能享有的私域空間。每一個人都要遵循一些規則和文化,平等的私人空間就會形成公共空間,從而才能保護每個人的私空間。“公共”就是要提升每個人平等的私空間,而不是去剝奪私權。

  在中國,傳統上的“公”和“私”是對立的概念。“公”常常被認為等同于“官”,官的權力大,民的權力小,看重官就要壓抑民。“大公無私”、“舍己為人”等表述中,體現出“公”與“私”的取舍關系。現在,我們恰恰是要對平等私權予以保護,從而形成公共精神。公共精神和法的精神,都源于平等的私權。

  《中國科學報》:您剛才提到,NGO被認為是獨立于政府、企業之外的“第三部門”。這三個部門之間如何相互作用,從而共同促進社會發展?

  賈西津:專指“第三部門”的NGO,是伴隨著近半個世紀以來全球新一輪結社革命出現的,它與人們對福利國家的反思相關。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NGO的新形態和新特點,但其志愿精神一脈相承。

  NGO作為非營利志愿組織,與政府、企業構成了社會的“三駕馬車”,或者說是“三個支柱”。它們分別有不同的運行機制,實現不同的社會功能。

  政府成為依靠強制性稅收資源,專門實行全社會公共服務的部門;企業是完全依靠競爭機制,以營利為目的、利潤為導向、為社會積累財富的部門;志愿組織則成為依靠志愿機制,以非營利性的公共事務為導向的部門。

  可以看到,NGO在功能上與政府相近,而在運作機制上跟市場部門更為類似,其特征是志愿的、多元的、競爭的、市場化的。因此,NGO一方面獨立于政府和企業,另一方面又在功能和機制上與政府、企業互相交叉。

  《中國科學報》:NGO發展到今天,它與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是否也面臨一些挑戰?比如有人擔心NGO會被“收買”。

  賈西津:NGO在最近幾十年出現一個新的運作高潮,成為“第三部門”以后,所謂被“收買”的風險也的確逐漸凸顯出來,成為系統性的現象。

  首先,就是NGO的政府化。包括西方國家也是如此,確實存在NGO被政府“收買”的情況,很重要的一種形式,就是政府進行公共服務購買。有更多的政府資源投入到NGO之后,轉變了NGO的運作模式。很多組織開始以項目資金為導向,尋找有錢的項目運作,從而偏離了NGO成立的初衷。NGO自身對此有著反思和警惕,特別是一些倡導性較強的組織,有的會拒絕要政府的錢,為了保持自己的獨立性。

  “政府化”的問題對于中國而言更加突出。因為我國很多所謂的NGO,不過是“準政府”或者“半政府”組織,是從政府脫胎、翻牌而來的,它本來就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NGO。在這種情況下,就出現了NGO和政府界限的模糊。有些組織打著NGO的名義,其實扮演的不過是政府行政助手的角色,失去了作為“第三部門”的功能和價值。

  其次,NGO的“營利化”是另外一個全球性的挑戰。在中國,這方面的問題也更為突出。由于相關法律的薄弱,對于非營利組織的法律規制非常籠統,更容易產生嚴重的牟利問題。

  《中國科學報》:借鑒全球NGO的發展歷史,能否預見NGO的未來發展趨勢?

  賈西津:從最早的自治性社會,到與政府相分離的自治空間,再到如今的“第三部門”,這個過程中,社會的志愿精神其實是在逐漸退化的。

  當然,社會的公共服務能力在提升,社會財富在不斷積累。但僅就人們的志愿精神而言,它已經退縮為社會生活中的一小部分,甚至是很次要的一小部分。我們已經習慣于一個經濟主導的社會,一個什么事情都交由政府管理的、由他人負責的社會。對此,西方社會有著深刻反思,認識到政府提供公共福利的有限性與市場的經濟霸權,從而再次提倡志愿精神。

  對于中國而言,志愿精神和NGO今天仍然是一個新概念。社會轉型之中的中國,需要轉向更加具有自治性的現代化社會。

  從全球范圍來看,行政權力和經濟利益集團的固化,對多元化、均等的市民生活構成了挑戰和壓抑。面對全球性的經濟、環境等危機,社會對“第三部門”和志愿精神有著更強烈的需求。所以,未來的NGO和公民社會的發展,可能不僅僅和簡單的慈善、服務組織相關,而是跟整個社會的權力結構相關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,為更加平等、多元,更具公共精神的社會生活帶來了新契機。與信息技術相結合,未來的人類社會還會有新的權力結構調整,公共精神也將會再次煥發出新活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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